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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历史证据|抗战时期四川防空司令部内部资料重现

时间:2019-03-28 18:03  阅读: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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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抗战时期四川防空司令部内部资料重现

张智言老人在省图书馆里查找新的证据

概况

成都大轰炸

对日诉讼长达十余年

1938年至1944年,日军为达成战争目标,集中其陆、海军所属航空兵力,对重庆及周边地区、四川成都市区、乐山、自贡、松潘等地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轰炸,史称“重庆大轰炸”。

成都的大轰炸受害者自2008年7月开始对日起诉,201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害之事实,确认了无差别大轰炸违反国际法之规定。但对于原告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予以支持。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。日方法庭将召开三审(即再审监督程序),具体时间未定,大轰炸索赔团正在收集新的证据,以期为三审争取有利结果。

近日,抗战时期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张介士之子张智言联系到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,贡献出两份日军轰炸四川的军方内部资料,希望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。经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对比,最终确认这两份资料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无误。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中方律师徐斌提到,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,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对于大轰炸对日诉讼,日方友好人士也作出了诸多努力,日本精神鉴定科医师野田正彰就是其中之一。野田正彰曾先后多次赴华为大轰炸对日诉讼收集证据。3月27日,野田正彰携日本7位教师再次来蓉,他此行的主要目的,是让日本友好人士与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交流。

抗战军方后代:先父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内部资料

“先父张介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,他曾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第一手资料。”1月29日,72岁的张智言双手颤抖着从文件袋中拿出7页繁体竖排的资料复印件,交到记者手中。“我这次主要提供了两份资料,一份是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司令邓锡侯总结的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,另一份是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。两份资料都是先父保留的第一手资料,原件惜因种种原因未能保存至今。”

张智言回忆,他小时曾在家中阅读过很多类似的资料,后来被焚毁殆尽,他因需外出工作,将留存下来的部分资料交给朋友保存。2000年左右,张智言从甘肃兰新无线电厂退休后回成都,才从朋友手中接过这些资料,“当时是用油纸包着,朋友跟我讲曾埋在地下,可能没完好保存。”确如张智言朋友所言,大部分资料未能保存下来,张智言从朋友手中接到的,仅有一指节厚的资料,他立即去一家复印店将能复印的资料都复印了下来。“可惜因历史悠久,当时仅剩的这些原件也没能保存至今。”

“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中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袭川的架次、投弹数量、伤亡人数等,以及四川省军政各界的防空对策和运作,目前保存有4页;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则记载了姚开泰、万保忠等一大批烈士在大轰炸中因积极救护、疏散群众、保护器材而牺牲的史实,目前仅保存1页。”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,张智言还带有一份《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职员录》,这份1939年的职员录也是繁体竖排,据显示,其父张介士时年30岁,任中校。

“我多次参观人民公园内的成都大轰炸雕塑,其中有一个遇难同胞名单,左边的石碑上刻录着42名遇难同胞的姓名、性别和年龄,其中还有年仅1岁的婴儿。”张智言告诉记者,因未能保存资料原件,他多次到人民公园对比雕塑记录,并到图书馆、档案馆等处寻找能与这些资料相佐证的文章。“只希望能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”。

律师: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

1月31日,四川省图书馆刚开馆不久,五楼保存本阅览室里,张智言就在翻找抗战时期的《防空月刊》,试图在其中找到能和其父遗留资料相佐证的文章。翻找十几本后,张智言终于在1941年至1942年的《防空月刊》中找到20余页资料,“这些资料内容和先父所留资料可以相互佐证,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。”他随即复印下来拍照发给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律师和中方律师。

2月1日下午,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团日方律师一濑敬一郎家,一位志愿者将张智言提供的资料翻译给一濑律师后,一濑律师当即与中方律师徐斌电话联系:“相比乐山等地,成都对大轰炸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稍有不足,希望徐律师可以与张智言当面沟通,对其提供的资料做鉴定。并借此契机,号召相关人士对成都地区的历史资料做些梳理工作。”

接到一濑敬一郎的电话当天,在外地的徐斌即根据相关资料照片做了一份初步的判断报告,徐斌指出,“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中提到敌机袭川的架次、投弹数量等信息,与日本军部的作战战报相符。其中记录的伤亡人数等是确定受害者人数的一个可采信的受损证据;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所记载的烈士,未列入对日民间诉讼团的原告提起起诉是个遗憾,这些烈士亦是大轰炸受难者。”

徐斌告诉记者,目前正在进行三审的资料和证据收集,而张智言提供的这些资料,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,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“三审是复查一审二审是否有判决错误,主要是书面形式审理,相关资料的完善会起到很大作用。经诉讼团历史、军事专家鉴定后,这些资料将寄给日方律师。”

日本友好人士:多次赴华收集大轰炸证据

3月27日,成都探索西部青年旅社一间小小的茶室内,满满当当挤了25人,除了野田正彰,现场还有7位日本教师,他们同为与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交流而来。

事实上,这不是野田正彰第一次来中国了。就在去年7月,野田正彰先后对成都、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鉴定,这些鉴定资料已作为大轰炸三审的补充材料移交给东京最高法院。在此之前,野田正彰还曾前往重庆,走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后,编成《重庆大轰炸》一书作为呈堂证供交给了东京最高法院。

野田正彰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羞愧,“日本的加害者只有站在中国被害者的地位,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哀,从心里反省和认罪,求得被害者的宽宥;加害国战后世代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,主动同被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,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。”

野田正彰认为不论中国年轻人还是日本年轻人,都有了解长辈曾经遭受的苦难的义务。回国后,这7位日本教师将把大轰炸史实讲给学生听,以后或将把学生带来中国交流学习。

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 实习记者 彭祥萍 记者 庄灵辉 摄影 陶轲

来源: 人民网 责任编辑:TF002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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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历史证据|抗战时期四川防空司令部内部资料重现

原标题:抗战时期四川防空司令部内部资料重现

张智言老人在省图书馆里查找新的证据

概况

成都大轰炸

对日诉讼长达十余年

1938年至1944年,日军为达成战争目标,集中其陆、海军所属航空兵力,对重庆及周边地区、四川成都市区、乐山、自贡、松潘等地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轰炸,史称“重庆大轰炸”。

成都的大轰炸受害者自2008年7月开始对日起诉,201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害之事实,确认了无差别大轰炸违反国际法之规定。但对于原告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予以支持。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。日方法庭将召开三审(即再审监督程序),具体时间未定,大轰炸索赔团正在收集新的证据,以期为三审争取有利结果。

近日,抗战时期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张介士之子张智言联系到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,贡献出两份日军轰炸四川的军方内部资料,希望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。经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对比,最终确认这两份资料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无误。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中方律师徐斌提到,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,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对于大轰炸对日诉讼,日方友好人士也作出了诸多努力,日本精神鉴定科医师野田正彰就是其中之一。野田正彰曾先后多次赴华为大轰炸对日诉讼收集证据。3月27日,野田正彰携日本7位教师再次来蓉,他此行的主要目的,是让日本友好人士与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交流。

抗战军方后代:先父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内部资料

“先父张介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,他曾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第一手资料。”1月29日,72岁的张智言双手颤抖着从文件袋中拿出7页繁体竖排的资料复印件,交到记者手中。“我这次主要提供了两份资料,一份是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司令邓锡侯总结的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,另一份是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。两份资料都是先父保留的第一手资料,原件惜因种种原因未能保存至今。”

张智言回忆,他小时曾在家中阅读过很多类似的资料,后来被焚毁殆尽,他因需外出工作,将留存下来的部分资料交给朋友保存。2000年左右,张智言从甘肃兰新无线电厂退休后回成都,才从朋友手中接过这些资料,“当时是用油纸包着,朋友跟我讲曾埋在地下,可能没完好保存。”确如张智言朋友所言,大部分资料未能保存下来,张智言从朋友手中接到的,仅有一指节厚的资料,他立即去一家复印店将能复印的资料都复印了下来。“可惜因历史悠久,当时仅剩的这些原件也没能保存至今。”

“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中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袭川的架次、投弹数量、伤亡人数等,以及四川省军政各界的防空对策和运作,目前保存有4页;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则记载了姚开泰、万保忠等一大批烈士在大轰炸中因积极救护、疏散群众、保护器材而牺牲的史实,目前仅保存1页。”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,张智言还带有一份《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职员录》,这份1939年的职员录也是繁体竖排,据显示,其父张介士时年30岁,任中校。

“我多次参观人民公园内的成都大轰炸雕塑,其中有一个遇难同胞名单,左边的石碑上刻录着42名遇难同胞的姓名、性别和年龄,其中还有年仅1岁的婴儿。”张智言告诉记者,因未能保存资料原件,他多次到人民公园对比雕塑记录,并到图书馆、档案馆等处寻找能与这些资料相佐证的文章。“只希望能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”。

律师: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

1月31日,四川省图书馆刚开馆不久,五楼保存本阅览室里,张智言就在翻找抗战时期的《防空月刊》,试图在其中找到能和其父遗留资料相佐证的文章。翻找十几本后,张智言终于在1941年至1942年的《防空月刊》中找到20余页资料,“这些资料内容和先父所留资料可以相互佐证,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。”他随即复印下来拍照发给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律师和中方律师。

2月1日下午,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团日方律师一濑敬一郎家,一位志愿者将张智言提供的资料翻译给一濑律师后,一濑律师当即与中方律师徐斌电话联系:“相比乐山等地,成都对大轰炸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稍有不足,希望徐律师可以与张智言当面沟通,对其提供的资料做鉴定。并借此契机,号召相关人士对成都地区的历史资料做些梳理工作。”

接到一濑敬一郎的电话当天,在外地的徐斌即根据相关资料照片做了一份初步的判断报告,徐斌指出,“《五年来四川之防空》中提到敌机袭川的架次、投弹数量等信息,与日本军部的作战战报相符。其中记录的伤亡人数等是确定受害者人数的一个可采信的受损证据;《流芳录——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》所记载的烈士,未列入对日民间诉讼团的原告提起起诉是个遗憾,这些烈士亦是大轰炸受难者。”

徐斌告诉记者,目前正在进行三审的资料和证据收集,而张智言提供的这些资料,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,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。“三审是复查一审二审是否有判决错误,主要是书面形式审理,相关资料的完善会起到很大作用。经诉讼团历史、军事专家鉴定后,这些资料将寄给日方律师。”

日本友好人士:多次赴华收集大轰炸证据

3月27日,成都探索西部青年旅社一间小小的茶室内,满满当当挤了25人,除了野田正彰,现场还有7位日本教师,他们同为与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交流而来。

事实上,这不是野田正彰第一次来中国了。就在去年7月,野田正彰先后对成都、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鉴定,这些鉴定资料已作为大轰炸三审的补充材料移交给东京最高法院。在此之前,野田正彰还曾前往重庆,走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后,编成《重庆大轰炸》一书作为呈堂证供交给了东京最高法院。

野田正彰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羞愧,“日本的加害者只有站在中国被害者的地位,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哀,从心里反省和认罪,求得被害者的宽宥;加害国战后世代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,主动同被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,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。”

野田正彰认为不论中国年轻人还是日本年轻人,都有了解长辈曾经遭受的苦难的义务。回国后,这7位日本教师将把大轰炸史实讲给学生听,以后或将把学生带来中国交流学习。

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 实习记者 彭祥萍 记者 庄灵辉 摄影 陶轲

四川防空司令部内部资料 责任编辑:经济周刊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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